一、往屆三中全會回顧

按照慣例，三中全會一般會在10-11月召開，如有特殊情況，也會在次年1-2月召開。目前來看，二十屆三中全會已經成爲45年來最晚召開的一次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的延遲召開可能是因爲即将推出的改革措施涉及範圍廣泛、影響深遠，需要在會議前進行更爲詳盡的研究和規劃。

二、财稅體制改革前瞻

與城投相關性最強的内容，毫無疑問就是财稅金融體制改革，畢竟城投本就是伴随着分稅制改革而誕生的。

當前财稅體制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事權與支出責任不匹配，地方政府财權上交之後事權并未減少，轉移支付制度也不盡完美。

那麽這些年地方政府是如何應對的呢？

地方政府将資産注入城投公司，城投公司則通過銀行貸款、發行債券等方式吸納社會資金，完成基礎設施建設與土地開發。其中一部分土地作爲工業用地出讓給企業，提供就業崗位帶來人口流入，并創造稅收。流入的人口會産生住房和消費的需求，地方政府會适時地供應住宅用地和商業用地，産生土地出讓收入。在此過程中城市的基礎設施、企業規模和配套商業都得到了發展，這些又會繼續帶動土地價值的上升。

通過經濟發展後帶來的稅收和土地增值收益償還前期債務，形成一輪又一輪循環。這種通過土地增值平衡預算内短期無法平衡的基礎設施投入資金就是通常所說的土地财政。

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多用于投資基建項目，此類項目投資回報期限較長，且項目資産變現能力較差。而GDP增速在各種考核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又促使基礎建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資金的需求擴張進一步刺激了城投平台的融資規模，帶動地方債務極速擴張。

客觀地說，土地财政對城鎮化的高速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對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路徑依賴和融資規模的持續增長，最終積累了大量地方債務風險。

當前新一輪的債務置換和推動地方融資平台轉型均體現了中央對于地方債務問題堅決的态度，而想真正根除地方債務問題，唯有化解地方政府财權與事權間的矛盾。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謀劃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加大對高質量發展的财稅金融支持”。事實上，在2023年12月召開的全國财政工作會議中，就明确提出新一輪财稅體制改革的方向是健全現代預算制度，優化稅制結構，完善财政轉移支付體系。具體措施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1. 健全地方稅收體系，規劃設計可持續提高地方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的改革措施，完善以共享稅爲主體的收入劃分模式。有給予地方政府更多自己的稅源，才會增加地方政府培育專屬地方稅源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 強化中央财政事權和支出責任，規範省以下财政體制，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财政體系。限制了地方債務，地方政府的事權也要相應減少。若地方政府事權不減少，需要将加杠杆職責逐步轉移至中央。

3. 完善财政轉移支付體系，按照中央與地方财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原則，規範轉移支付分類設置，厘清邊界和功能定位。同時需要明确的是，轉移支付的目的在于支撐起當地的公共服務，而不是對債務買單。

4. 壓降融資平台數量和債務規模，分類推動融資平台改革轉型。關心如何推動融資平台産業化轉型的朋友，可以參見之前的系列文章（“35号文”後城投如何突破“借新還舊”——城投産業化轉型最新案例參考），有比較全面的實操案例。